金融机构高管人事变动一向颇受市场关注。2021年开年以来，银行业高管变动依旧频繁。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在上市银行中，已有14家银行的29位上市银行的“董监高”职位出现调整，各银行间高管“互相输送”的现象频现。与此同时，也有银行正在招贤纳士，包括公开挂出招聘行长、副行长、支行行长、部门总经理等。

国有银行高管变动频繁

近期，银行高管变动仍在密集进行，各个国有大行行长、董事长职位变化更迭，银行间“高管”互相输送的现象频现。从调整去向来看，高管们更多是在银保体系内流转，补充岗位空缺。

据统计，今年以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邮储银行5家国有大行中有8位董监高离职。从高管的变动原因来看，往往与工作调动、辞职、个人原因(包括退休等)、换届等因素相关。

自去年以来，建设银行原行长刘桂平、邮储银行原行长郭新双、工商银行原行长谷澍、中国银行原行长王江均出现工作调动。

具体来看，去年11月份，原建行行长刘桂平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此后，空缺的建设银行行长一职由王江“补位”，自今年2月5日起正式就任;中国银行行长一职，将由原光大银行行长刘金出任。从刘金的履历看，2020年1月起担任光大银行行长，而且曾经也是“老工行人”。

工行原行长谷澍因工作变动辞去行长等职务，并出任农业银行董事长，接棒到龄退休的周慕冰，自今年2月9日起正式就任;于2019年年底调任工商银行副行长的“老建行人”廖林于今年2月25日提任工商银行行长。

截至目前，六大行中仅有邮储银行行长待补位。此前的1月份，辞任邮储银行行长职务的郭新双履新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邮储银行副行长张学文代为履行行长职务。

对此，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在目前的监管环境及竞争格局下，高管变动也是银行整体业务革新、业务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客观来看，这样的现象有益于整个银行业的良性发展。

多家银行公开招聘高级管理人员

高管的变动更受行业和市场关注，而银行公开选聘核心高管并不在少数，也逐渐成为不少中小银行青睐的招聘方式。

日前，天津银行发布消息称，因业务发展需要，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总行部门和分支机构负责人，职位涉及总行6个部门总经理、总行6个部门副总经理以及分管业务营销、风险合规、财务运营等条线的分行副行长等。这也是继2020年7月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行长和3名副行长之后，天津银行再一次采取市场化手段招揽人才。

天津银行高管“社招”刚刚开启，另一边，渤海银行公开选聘行长及副行长的报名工作已临近尾声。

2月25日，渤海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团队，推进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职业经理人。其中，行长1名，主持银行的经营管理工作;副行长5名，分别分管批发、零售、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和科技、运营管理等业务。

部分银行先后通过市场化手段招贤纳士的举动开始引发讨论：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我国银行业能行得通吗?

部分银行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

就国内银行业而言，率先明确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无疑是交通银行。早在2015年，交通银行原董事长牛锡明就曾公开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国有商业银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可以创新干部管理体制、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提升人才竞争力。

在牛锡明看来，打破“任命制”和“终身制”是践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关键所在，“打算建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选聘机制，在标准上会建立贴近市场实际的选聘办法，从能力素质、岗位适应性、职业操守等方面制定标准;在来源上会加大职业经理人的外部引进力度，增加市场化选聘的比例，而且会把眼光放到全球人才市场。退出机制方面，设想把职业经理人的退出通道做通畅。职业经理人聘期届满后，由选聘考评委员会根据其绩效考核结果，决定续聘、改聘或解聘”。

此后3年，交行开始以经营单位正职为试点，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行“契约化管理、目标化考核、差异化薪酬”。2018年，交行又以23家省直分行分管前台板块的副职为试点，将职业经理人改革进一步延展至经营单位副职。

不过，就全行业来看，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大面积推广。对此，银行业资深观察人士苏筱芮表示，这一方面与银行业传统的选拔任用制度有关，银行业作为传统金融行业，无论在架构设置还是产品业务方面相较互联网等新兴业态更加保守，打破原有制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另一方面，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模式必然意味着市场化的奖惩机制与薪酬机制，目前银行内部在薪酬设计方面还存有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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